日本如何应对食品安全危机？

作为日本最大的农牧业基地，北海道在地震后面临的最大挑战，不仅是旅游的萧条，还有全世界对“日本造”食品的疑虑。而北海道的业者热切地想让更多人放心。

成袋出售的土豆，附上农户夫妇的照片和介绍;鱼、北极贝，都强调绝对野生、新鲜，绝无养殖;鱼子盒饭过了24小时保鲜期就不再售卖;本地养牛场说，因为必须吃向日葵等特定饲料导致养殖数量有限，牛肉几乎不出北海道;甚至中学生也为推广北海道安全食品提供创意，自创了美味的鱼肉饼。

在一家便当工厂的办公区域，与我同行的一位参观者被“锁”在了卫生间门边专设酒精消毒喷雾，必须喷一下双手，门锁才会打开。

食品安全丑闻是致命一击

纯白的雪，挺拔的山“白色恋人”巧克力清新简洁的LOGO，几乎被看做北海道的象征。制造“白色恋人”的石屋制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47年，社长石水勋在1976年成功开发了“白色恋人”产品，两片浅黄饼干夹着一片纯白巧克力直到2007年以前，它一直是北海道的一个美丽童话。

对日本的食品企业来说，食品安全丑闻一击致命。“白色恋人”是经历了丑闻仍然存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日本食品企业之一。

2007年8月14日，石屋制果发布消息，回收产品“白色恋人”上标注的“尝味期限”故意延后一个月，一部分冰淇淋产品被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大肠杆菌污染，“有引起食物中毒的可能”。

随即，工厂停产，社长石水勋辞职。整个事件源自一封内部员工的举报信。

石屋制果株式会社制造部副部长赤山弘明在白色恋人工厂工作了26年，他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：“像一场噩梦，出事以后，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深深的悔恨。”

具体是谁举报的，赤山弘明说，公司并没有追查。

“事情发生后，我们就不再是家族企业，北洋银行注资成为股东。石水勋现在是石屋制果株式会社的会长，但那次事故后，他就不再参与经营。”他说。

正是北洋银行亲自出面干预，直接向石屋制果派出新社长，改组了公司的组织架构。石屋制果在停产100天后重新开工，巧克力夹心饼干再次从墙壁上满是童话浮雕的厂房中生产出来。

“恢复生产的时候，我内心的喜悦难以表达。那时候包括我在内，所有的员工都觉得对不住消费者。事故后我们受到各方面的压力、攻击，但是也得到了很多鼓励，心里很感动。”赤山弘明说。

提高了管理标准，“白色恋人”的售价也必然提高。2008年7月，一小盒“白色恋人”饼干的售价从 600日元上升到740日元。丑闻发生的第二年，通过努力，到年度决算时，“白色恋人”已经恢复了原先的销量。

道歉必须发自内心

日本不少老百姓都记得，2007年的秋天，电视里反复播放着“白色恋人”工厂的道歉广告，画面中一遍遍重复着从社长到员工发自内心的悔恨和承诺。

因为违反了日本的《食品卫生法》，虽然并未真正造成人身危害，“白色恋人”也没有受到来自政府的直接制裁，但在日本法律制度和社会背景之下，这样的丑闻本来足以让石屋制果关门大吉。

“关于食品安全的丑闻，在日本从来都是头号新闻，很少有食品企业在‘丑闻’后依然能够恢复生产。媒体的监督和公众的信任，对食品企业来说事关存亡，所以谁也不敢拿企业的信誉开玩笑。”赤山弘明说。

“事故以后的四个月中，我们一直在反省，我们的卫生管理确实做得不够好。我们现在每天制作的工程管理资料过去都是没有的。4个月后，札幌市的卫生保健所把我们提交的所有资料进行了审核，然后允许我们继续生产。”赤山弘明说。

随后，“白色恋人”又引入了HACCP管理体系。这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管理方法之一，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。到了2009年3月，“白色恋人”终于重新通过了札幌市的食品安全卫生制度认证。

赤山弘明介绍说，HACCP在日本有一个民间网络协议会，这是个受札幌市委托的民间组织。

加入这个体系以后，协议会每两年会到工厂来实地检查一次，更新认证。

赤山弘明特意将我们带到一面玻璃墙前，里面是冰柜，储藏着3个月(“白色恋人”产品的尝味期)内所有批次的产品，以便追溯。

目前，“白色恋人”每年都要安排员工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培训，开放厂房，是为了吸引游客，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“安全性”。有人说，日本食品企业之所以能够保持高度自律，正是因为“犯错”的成本实在太高。

近乎“矫情”的饮食态度

在日本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部门有三个：农林水产省、厚生劳动省和内阁府食品安全委员会。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不久，日本厚生劳动省马上制定了一个食品上市标准。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后，被污染的牛奶曾对俄罗斯儿童甲状腺的影响很大，所以福岛地区暂停了牛奶生产。内阁府食品安全委员会事务局总务课官员长野麻子告诉我们，震后，食品安全委员会马上就接到了日本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的委托，就核辐射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进行评估。

长野麻子也有些无奈：从行政上看，食品安全委员会独立于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，互相之间是合作关系，但是与那两个实权部门相比，食品安全委员会既没有制定政策法律的权力，也没有监督执行的职能，却经常要分担一些公众的质疑和怨气。

“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经常会向我们咨询，比如食品中残留的农药吃多少是安全的，我们就要请农药调查会来分析，做动物试验，拿出科学的数据。”厚生劳动省根据这些数据制订《食品安全法》，如果违反了法律标准，企业就会受罚。

“如果厚生劳动省根据我们的评估结果，选定了某个较为严格的标准，企业或公众就可能把怒气转向我们。”长野麻子说。

为了消化来自舆论的压力，这个机构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能是风险交流召开座谈会，把评估结果用最浅显的语言转告消费者，尤其是针对国民最关注的问题，

“我们还设立了食品安全热线，生产销售人员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随时咨询。”长野麻子说。

“我们有一个劝告宣传科，负责监督检查食品安全的落实情况。如果我们发现了问题，但是没有相关部门处理，我们可以警告主管大臣。”但长野麻子说，这把尚方宝剑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使用过。

作为一名普通日本老百姓，长野麻子认为，真正让大家觉得日本食品安全放心的原因，是日本人多年来对食品清洁、新鲜近乎苛刻的要求。

吃最放心和安全的食品，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之一，基于此，日本的媒体监督、行业自律在食品安全这个领域格外严苛。